杨亚洲

　　“我运气很好，是唯一拿过电影电视剧里所有奖项的导演。金鸡、百花、大学生电影节，电视金鹰、飞天、全国十佳最佳导演奖，电视电影一等奖、二等奖。三个领域都拿奖，我是第一个。”导演杨亚洲一激动就有点结巴，偏偏他又是个谈起工作情绪就很饱满的人。

　　记者◎孟静

　　我们约在上午10点钟采访，演艺圈的习惯是“三点不露”，都是夜猫子，15点前大多数人刚刚起床。而杨亚洲在上午10点已经看完有关“两会”的报道，坐等我们。从在中戏上学开始，杨亚洲就起得比他人早，7点钟吃早饭前，他先做一小时功课，晚上零点前不出排练场。当导演后他的生活同样规律，下午十八九点钟收工。“我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泡吧，不会做饭洗衣服，这些年去过的所有地方哪怕天涯海角，没有一次不是带着工作。”杨亚洲并非刻意过苦行僧的生活，他说：“我有过抽烟经历，我去过酒吧，《美丽的大脚》庆功会，我待了几个小时，回去反思，说的全是没用的假话，对我做人做事没帮助，太浪费时间，本来时间就不富裕。别人管你管不住，只有自己经历过。”

　　没人看得出他曾经从事很浮华的职业——演员，并且是个奶油小生。他的一个学生回忆道：“杨亚洲是我1974年上‘五七’小学的体育老师，我们是街坊，外号‘大米粥’。戴军帽，杨亚洲是当时绝对的美男子，帅，漂亮。”他一进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招生现场，老师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“没有任何表演基础，没有任何关系，就是形象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你也不知道西影厂招生，没有去报名，没拿户口本、介绍信，一到那里，老师就围过来，考也得考，不考也得考”。

　　还是个初三的学生，杨亚洲就因为体育优异在一所小学兼任体育和算术老师，“今天还在课桌前听老师讲，明天换了另一个身份，上台给孩子讲课”。一个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们，拿了哈尔滨市田径比赛第一名，学校领导有意留他做正式老师，杨亚洲没有答应，去考了医科中专，分配到一家小医院的内科。学医和表演风马牛不相及，恰恰是因为学医，才有了人生转折。“人有时候是命，中专文凭在医院没前途，考试起因是医院送我上市医院进修一年半，进修后更不甘心在小医院工作。黑龙江医学院有个在职大专班，我想考，单位死活不让我去，要么就辞职。那个年代不可能辞职，没有那个魄力，极度窝火。报纸上说黑龙江话剧团招演员，我就准备报名。”他从杂志上找到一个小段子做小品，讲周总理到川剧团买票，与卖票老头有一番对话。哈尔滨话剧院此时正在演话剧《报童》，他找到在其中饰演总理的演员去请教。刚进门，有个小伙子冲进来说：“今天下午西安电影制片厂全国招生，老师你先辅导我一下。”杨亚洲知趣地告辞了，西影厂招生在青年宫，他回家的必经之路，他忍不住进去碰运气。

　　初试时杨亚洲发现招生老师们对他极有兴趣，不停要求他做这做那。然后回家等通知，等了一上午没等到。他到另一个考生家里串门，那男孩正对着镜子，用一把电梳子反复梳头，以应对下午的复试。“以我那时候的能力和自信程度，不敢去找老师。”杨亚洲觉得自己没戏了，他无精打采地骑车回家。“路上突然有人叫我，一回头，50米开外很多人招手，骑车过去，是招生老师。在大街上碰到，太寸了，多几秒钟就擦肩而过。”杨亚洲认为这一次是巧合，而在西影厂工作5年后考入中戏明星班则更是幸运。明星班的要求是演过话剧主角，得过梅花奖，全班22个同学，唯有他，没有上过一次舞台，只在《黑炮事件》中演过配角翻译。“这种幸运让我进中戏那天起就决定：我出来绝不做演员，一定做导演。”

　　毕业后，他推掉了滕文骥的角色，为当时已经成名的黄建新做副导演。“我特别感谢黄建新，他并不是艺术上给了我多少，他给我实践机会，当‘副导’时他就让我干导演的事，那时黄建新的光环很大，我在他面前没有包袱，好了不是我，不好也不是我。”黄建新和杨亚洲是两种路子，尽管他们联合执导过3部电影——《背靠背脸对脸》、《红灯停绿灯行》和《埋伏》，还是能看出第一部里折射的是黄建新的灰色人生观、小人物的蝇营狗苟，到了《埋伏》，就有杨亚洲式的温情脉脉和光明永在。

　　杨亚洲特别喜欢强调两个词：温暖、真实，和他的长期合作者倪萍一样，他也是个特别容易动情的人，对于亲情，有挥之不去的迷恋。他的父亲是孤儿，参加“四野”后随部队从黑龙江打到广西，一只胳膊打断了，取小腿的胫骨一根续上的。他的母亲是闯关东的山东人，带着年幼的3个弟弟。杨亚洲有个舅舅脚上扎根钉子感染去世，另一个小舅舅也死了，他严格遵循着“正月里剃头死舅舅”的说法。在杨亚洲的记忆里，家是温情的，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在船上当警察的爸爸也会拿一点面包回来，给3个孩子分着吃。

　　“家里的第一锅饺子永远是先送到邻居家。我不喜欢龌龊的东西，比如《孔雀》，一个人不正常，全家人都不正常，这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。‘文革’时国家不好，但人与人之间有温暖，那时恰恰要拍温暖，现在是国家好了，人不行了。不是说没有《孔雀》那种家庭，但它是生活中的个案，我们应该拍大多数。当往亲人腿上扎东西时，民族是没有希望的。我喜欢一句话，‘人有脸，树有皮’，人要没脸不如腚，腚还穿着裤子，我喜欢穷欢乐。《孔雀》里的妈妈，《情人结》里的妈妈，那段‘文革’作品里妈妈全是变态，他们是迎合西方口味。电影是政治的、意识形态的，即使是真的，也不能那么丑陋，要看到积极向上的。你有一块疤，好容易长上了，你希望还有人去抠破它吗？”

　　把《贫嘴张大民的故事》改成《没事偷着乐》就是出于“穷欢乐”的心态，“小人物苦中作乐，困难自己解决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人吗？为什么《没事偷着乐》最后一场在香山？我低角度拍他们，我觉得他们是英雄，重要性不比英雄差，我们应该歌颂他们，对他们的热爱从我心里是由衷的”。

　　悲观者眼中的牛屎，乐观者眼中的黄金。杨亚洲为正在筹备反映“一汽”历史的《红旗飘飘》踩景：“一汽是日本工厂废墟建的，到长春找老房子，日本人建的糖厂。和一个留守的65岁老头聊天，他早就下岗了，每月发98块钱，逢年过节发点糖，看看吧，苦日子还给你点糖。说到昔日辉煌，凭票买糖时，老头异常兴奋：‘我们从事的是甜蜜的事业！’”

　　有时现实可能没有那么甜美，刚刚播出的《没有语言的生活》3个主角都是残疾人，杨亚洲带着剧组去聋哑学校体验生活，学校里也有盲人班。这时候，广播里放送眼保健操的音乐，杨亚洲急了，三步两步冲到盲人班。“他们做不做眼保健操？”他问我，然后自答：“不做。”但是他让自己的主人公王老炳瞎了以后，把录音机里的《小城故事多》改成了眼保健操。他经常讲的一幕情景：冬天路遇一对穷夫妻，丈夫在前面蹬着三轮，妻子站在后斗里。他非常奇怪，这样不会很危险吗？仔细一看，妻子捂着丈夫的两只耳朵。“男人很难抗拒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温暖。”《空镜子》电视剧和原著基调几乎是相反的，小说里的孙燕是绝望的，男人们都在欺骗、伤害她，而电视剧里她永远是咧着嘴笑的，永远有人在默默珍惜她。杨亚洲不会让观众看到血淋淋的那面，只有《美丽的大脚》中，他让乡村女教师张美丽为了给学校添一台电脑，和大款睡觉，才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残酷。

　　在东北省会城市长大的杨亚洲在西北生活了20多年，他这些年的每部戏里都要有西北农村，《浪漫的事》发生在北京，他还特别设计了一段倪萍到西北农村找被拐卖儿子的戏。这种西北情结，缘于多年前的一段经历。第一次当副导演时，杨亚洲接到的任务是协助台湾导演拍《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》，在长安县取景。回来让每人谈收获，一个演员说：“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村里为什么只有母鸡，没有公鸡？”杨亚洲说，母鸡生蛋，公鸡没用，卖掉换零花。演员说，不对吧导演，没有公鸡母鸡能下蛋吗？他也愣了，说，可能鸡和人不同吧。

　　那时候的杨亚洲，尽管在西安生活了很多年，却从来没有下过乡村。有一次宁夏电视台拍一部3集电视剧《喊叫水》，只需要10天时间，电视剧中心主任是他的朋友，请他帮忙。杨亚洲第一次到了中国最穷的地方——西海固，一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人类不能生存之地。那里的接水队伍一排几十米，全都指着一小桶浑浊的水。“我说杨亚洲，要拍电影一定到这儿。”当他第二次有权主导电影时，他来到了西海固。“《美丽的大脚》搭个学校的景，推平浮土，周围村里的小孩都往大坑里跳。”那壮观的“跳土”场面让城里人瞠目结舌，每个人脸上都像兵马俑一样罩了一层沙壳，于是他让女主角张美丽死后，城里来的袁泉也跟着跳，边跳边流泪，在脸上蜿蜒成两道泥沟，“只有跳下去，其他动作都不能构成她此时的状态”。

　　西海固带给他太多灵感，每到沙尘暴来临，全剧组只能缩在车里，等待扬沙过去。车子像小船一样在飓风里飘摇，当地的司机反复播着一支老歌——《浪漫的事》，就像唱片跳针，一遍又一遍。杨亚洲以前听过这歌，但从没有此刻的感受，他决定以这首歌写一个故事。

　　“《八兄弟》也是这样，我看到8个小泥人，8个民工，特别可爱。这些东西绝对是无意识创作，观众的喜爱让我一点点坚信这条路是对的，养成了这种偏爱。我越来越觉得我不该离开生活在最底层的大多数人，他们让我们感动，觉得中国还有希望。无数次有人让我拍古装帝王将相，让我拍任长霞，拍《红楼梦》，拍警匪，拍主旋律大片，那些离我很远，抓不到他们，不会让我觉得有更多创作冲动。”对底层小人物的热情在他身上一直没消退，“如果我看到真实故事麻木、不流泪了，我会去拍别的。如果让我温暖、灵魂出窍，我怎么能离开这些人？以前观察生活时我去挤地铁，上北京站，随着创作深入，我从报纸、电视、上网、工作过程中找故事，拿本记下来。前几天去成都踩景，和下岗工人聊天，平时很少接触到的那些人，创作上会给我很多启迪。”

　　“接地气”他总挂在嘴边：“有的导演，因为剧本好，拍了一部大气的戏，不代表他的胸怀，之后就再也拍不出好作品了。10年前你是工人出身，你现在当领导了，你不敢说你对工人还了解，管理者、创作者，一天离开他们，就没有权力指手画脚。一天不接地气，就拍不出来感动的作品。”

　　因此杨亚洲没有助理、宣传和经纪人，也没有开公司，他于2003年调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当导演。他特别看不惯年轻演员带着两三个助理，喝杯水也要助理伺候。“我们都吃盒饭，你小年轻的让人伺候。演戏好一定人也好，我的工作人员和演员一定这样才有长期合作的基础。有多少人在演导演、演腕儿？有些骂人的导演，为什么要骂人？你无能，没有能力去说服人们信服你。偶像有些东西是观众喜爱的，但有些偶像的行为是呕吐的对象。”

　　他和编剧邹静之一样，极其喜爱今年奥斯卡获奖片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，他说：“作为一个中国导演，我脸红，我们有多少是真诚的、不粉饰生活的？”